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近代建筑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逐步付诸实践。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对其进行保护的现实意义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也正在逐渐体现出来。

  虽然大多数人似乎已经承认,现代化与西化不能划等号,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但从实际所见,我很怀疑我们对这个问题到底认识到了一个什么深度。此外,在不少人那里,现代化似乎是一个与传统毫不相关甚至互相矛盾的问题,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现代化是向前看,是创造、革新;传统是向后看,不过是属于文物保护范畴的事。

  那么,究竟中国建筑要如何现代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了。我想,应该首先从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谈起,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方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

  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是西方现代化的开端,其后经蒸汽机的发明和法国大革命,到了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高,资本主义蓬勃发展。20世纪初,包括表现派和风格派在内的大部分新艺术流派对于建筑的探索更多的还只是注目于外在的形式方面,仍属于现代建筑的前期,从德意志制造联盟继续下来的包豪斯学派,才是真正触及到现代建筑的本质性内容的成熟的建筑运动,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1926年在德国德骚建成的由格罗庇乌斯设计的包豪斯新校舍,最近它已被列入为人类文化遗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现代主义”建筑正式诞生,其总的特点是更加重视功能问题的合理解决和强调冷静地理性地面对创作,反对学院派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形式的复古,所以又被称为“功能主义”或“理性主义”,对历史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这种“现代主义”,与所谓英克尔斯体系(传统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标准),即主要从工业化的角度衡量现代化程度的评价方法基本同拍。当时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城市化急速发展,无产阶级生活环境加速恶化,城市住宅的需求急速膨胀,要求建筑迅速从中世纪式的手工业操作发展为工业化操作,加上在同一要求下新的建筑材料,新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设备的不断涌现,以及人的审美观念的更新,乃促成了这一浩浩荡荡的建筑革命。简而言之,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现代主义”建筑给城市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逐渐显现,主要的是他们的那种“理性”所表现的排斥传统、民族性、地域性和个性的所谓国际式风格;

  随着战后恢复时期的结束,标新立异的消费主义抬头以及人们对文化多元倾向的追求,反映到建筑上,就是对建筑的多元化探索。一股重新唤起人性、人情的思潮兴起,建筑的精神性意义重新得到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正统“现代主义”建筑对着干的,但仍然是采用现代的材料,现代的结构和施工技术,一般地说也还是坚持了对功能合理的追求,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和补充,是“现代主义”在战后出现的新动向,可以被称之为“晚期现代”(LastModern),其最早的代表作可追溯到朗香教堂(1953年)。悉尼歌剧院(1956年)应也属此类。

  由此可见,就建筑来说,“现代”的概念是发展的,从“现代主义萌芽”到“现代主义前期”到“现代主义”,再到“晚期现代”,概念都处于发展的过程当中。

  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出来的是,消费主义在这个恶性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最新统计,美国不到全球5%人口,其能源消耗却超过了全球能源消耗的25%。不谈别的,仅从经济力或能源消耗这一点来说,要玩“现代派”,也只有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才玩得起。能源的高消耗,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环境的加速破坏和污染的加剧。

  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研究,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可以分为先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即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或传统现代化和新现代化,或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时代(知识时代)的现代化。对主要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大致经历了210年(1763~1973年),第二次现代化大约将经历130年(1971~2100年)。

  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极为典型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实现“工业化时代”目标的同时,叠加了“信息化时代”的更高的现代化目标,要在未来的50年时间内完成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所以,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已经不只是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现代化,即不能只用英克尔斯体系所谓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以及与此匹配的教育程度、生活质量、预期寿命等去度量,而应当不失时机地加上信息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全球化水平、竞争力水平、集约化水平、公平化水平等作为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的基本衡量。其基本要义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创造出符合现代广大人民需要的新文化。

  所以,这种需要,就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这种“现代化”所实现的国家实力,就不止是生产力的硬实力,更是一种包含了文化力或文化国力在内的软实力。吴良镛先生说:“目前,商品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核心专长’的竞争,要拥有别人所无的优势资源,那么,在建筑领域呢?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是非常确切的。所以,中国建筑师要赢得竞争,就理应熟悉本土文化,拥有这个优势。”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副主任姜奇平先生也认为:“软技术、文化力逐渐取代硬技术,成为了产业核心竞争力。软实力上的落后,会直接导致产业的落后。发达国家借助硬实力的强大,利用全球化,将消费主义文化推广成一种普世价值,消解着穷国的民族文化。但事情显然还有另一面,东方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在物质资源和能源越来越稀缺的大背景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能取得不亚于西方话语权的价值认同。”他认为:“东方价值将是完全的信息化状态或后现代状态中,最有生命力的价值体系。

  所以,我们的“新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除了理性的回归、保护环境和环境的多样化,节约能源,从资源消耗型转到资源节约型以外,还要保护一切优秀的文化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倡文化的多元化。

  观念的更新是最重要的,也只有观念更新了,才能明辨是非,坚持东方价值同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相匹配。这也是人类进步和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资料:1.《城乡规划》(全国通用教材,清华大学与同济、南工、重建工四校合作),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原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2008年《城市住宅》第11期《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设计创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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