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法的形成与国际政治的竞合国际法自产生之日起,其规则与发展便和国际政治的格局交织在一起。从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角度看,国际政治以国家之存在为核心并以其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则国际法在这个层面上仅是国家(统治者)处理彼此关系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介质而已。国际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牵引国际格局走向的作用,但无法做到全面控制和引导的影响,因为国际社会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从本质看,国际法是某些国际关系的法制化结果”。

国际政治格局受时代背景及国家力量变化的影响无法恒定,国际法也因此命运多舛,甚至险遭践踏而濒临崩毁。从政治及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国际法仅在战争、外交和海洋方面有些初步的萌芽规则,既不系统,也不成熟。近代威斯特伐利亚公会之后,欧洲国家在横向上形成了主权平等的西欧民族主权国家格局,在纵向上促使国际法在战争法、外交关系法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制度得以确立并赋予了其一定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此时的近代国际法体系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如沐春雨之新竹,蓬勃而有力地生长和延伸。

二、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属性的差异

国家关系、国际秩序的稳定构建必然要依靠可行的国际法规则得以运行和实现生机。尽管国际法自产生之日起,便和国际政治交织纠缠,难以脱离,但两者在属性上仍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时至今日,国际法的实施仍与国际政治环境关系密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仍极大依赖于国际政治的格局安排,但是其法律属性没有改变,仍然是国际法主体必须尊重和遵守的普遍性的行为规则。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在属性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成因及内涵上存在差异

从成因来看,国际法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产物,故而其内涵与国际政治存在极大差异,表现在与国家根本属性———主权的逻辑关系上存在根本差异,即国际政治带动国家主权观发展,而国际法由国家主权观带动发展。但国际关系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国家间物质与心理距离的日渐缩短已经变得更加频繁和快捷,绝对的主权论将严格限制国家间的交往并造成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国际法的出现成为推动国际社会朝着和平、稳定与有序方向发展的有力工具。法律是人类生活的映像,国际法规则本身要随着国际关系及国际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做出适当的调整,但这种调整不可能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而国际法自始至终要在国家意志的框架内,为制造国家之间良性竞争与互动而提供服务的手段,其内涵限定在确立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及尽可能地实现法律上平等,即使暂时处于弱势的国家也可能因此获益。

(二)两者实施手段上存在差异

国际政治丰富的内涵决定了其应当通过多种手段来开展进行,而国际法实质就是这些手段中的一种。尽管国际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个方面,但国际政治的核心始终是权力。国际政治的依靠是权力、实力,往往通过一些暴力或暴力威胁能实现强国的意志所在;国际法缺乏统一的立法机关和超国家的司法力量,其法律效力一般通过国家单独或集体的“自愿”才能实现,没有强制机构的保障。

(三)两者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

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动态的国家政策,国际法则是静态的规则保障。因此,从外在表现形式上看,国际政治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而国际法一经产生便带有稳定性。汉斯·摩根索说过,国家间政治无非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而斗争。而国家利益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中,国家随时会为了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改变政治手段,从而影响政治力量和格局的形成,所以国际政治的形态一直是灵活多变的。但国际法作为国际政治的产物,为了规范和指导国家间关系而存在,必须以一种稳定的姿态来安排国际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如联合国便是国际法融入国际体系结构的一个经典成果,这个成果至今还在依照国家事先约定的规则设计各种方案来调整和减少国际社会无超国家政府所带来的无序状态。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之间的竞合需要相互做一些调整和渗透,国际政治的灵活性需要国际法的稳定性来配合。总之,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之间的差异根源于国际政治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属性和国际法的“公平、正义”的法律属性,这种差异虽然不可避免造成一些冲突,但从根本上看,不仅不会带来两者的隔阂,反而形成了手段和价值上的互补。国际政治把国家利益、权力等作为追逐目标,而每个国家追求什么样的利益、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利益与目标,皆不可能一致,故而国际事务上的复杂性、综合性以及缺乏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力机构,导致国际社会实质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国家经常会在外交上发生冲突、纠纷。而国际法从法律上、程序上设定了可以规范国家在国际场合行为的相应机制,限制了国家对外交政策的运用,塑造了一种对国际秩序和整体利益不致造成损害的行为体系,综合平衡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可以说,国际政治塑造了国际法,国际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际政治中面临的危机。

三、当前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互进互动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追求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可预期成为个体国家与人们的共同需要。在国际社会的规则日益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国家充分意识到违背国际法规则去追求国家单方利益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多极化是必然的趋势,如何在多元社会中追求普遍性的共同利益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国际法作为一种能够提供便于国际交往的规则体系,考虑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并为合理分配利益、限制国家行为起到示范和制约作用。但国际法的稳定站立和行走必须倚重于国际政治的立足点之上,因此国际法自身的出路始终不能脱离国家主权、国际关系这些与国际政治紧密相关的关键词。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依赖性进一步加强的情形下,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互进互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空间变得更加广阔,而不是像某些学者夸大其词地予以否定或削弱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显现出来:

(一)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强需要国际法的约束与规范

战争教训以及国家间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催生了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机制和规范。冲突与合作本就是国际政治的典型常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相互依存在不断加深,基于国家利益之共同性和关联性的程度增加,通过战争这种极端手段来获益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友好和平解决争端并且利用合作来提升自身的实力及国际地位成为明智的选择。“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的增强,离不开法律的调节与规范,不管是 WTO 还是核不扩散体系,无论地区层次的欧盟或者是全球层次的京都议定书,都证明了这一点。”国际法的存在,为调整国家关系提供了一种稳定、有序的机制手段:国际法对国家之间的交往设定了很多限制,同时也拓宽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既增强了主权国家运用政治及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国家过分利用政治实力操纵国际事务的现象。以联合国为例,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国力量均衡的产物,如今在促进国家间合作、妥善减少国际纠纷方面起着任何一种权势力量尤其是单方力量都无法替代的良性作用。以联合国为重要导向的正在逐渐形成的国际共同体,如若失去国际法这样能够维持秩序的共同行为准则,国际关系的正常秩序将不复存在。因此,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从现实主义出发的必然选择是加强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联系,而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法这样具备调整与约束功能的行为规范。因为从长远来看,规则、秩序是符合每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国际法为国家行为提供了公认、稳定的价值标准,从而为国家间增强合作、减少摩擦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二)国际法效力的增强依赖于国际关系的改善和进步

国际法效力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约定必守”,其前提在于国家利益中存在共同利益,这也是国际法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中最核心地位的要素。尽管法律一经形成便具有独立性,但法律的背后总是政治,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是手段与目的。国际法作为主要由国家集体制定或承认的条约或习惯规则构成的独立法律体系,一方面其必然要摆脱国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控制而寻求独立坚定的落脚点,成为调整与稳定现行国际关系的良好工具与途径,另一方面其仍然依赖于国际政治格局奠定法律基础框架与内容。国际法之效力来源于国家意志的协调,即应满足大多数国家的意志而不至于被断然拒绝遵守或削弱,则国际法在面临必须增强其功能与效力的使命面前最大限度地尊重主权国家的意志。因此,国际法需要焕发生命力,就必须根据不同时代背景下国际关系的需要进行创新和拓展,其主要内容如主权论、领土法、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外交关系法、争端解决法、国际责任法等,皆要依托于同时期的国际体系的利益导向。可以说,“没有国际政治就没有作为其工具的国际法,没有国家间的同意和协调就没有国际法作为‘法’的效力”。

(三)国际组织地位的提升推动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良性互动

国际组织的建立是政治活动的结果,联合国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权力分配的产物。以国际组织为中介的国际机制准确地反映了国家意志,良好地促进了国际法发展。另外,由《联合国宪章》第 2 条规定的会员国在彼此关系上须遵守的七项原则构成了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核心,其中“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的确立,使得战争法让位于和平法的趋势愈加明显,促使国际关系趋于稳定,避免了极端的政治手段。“国际组织在自身的实践中不仅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法律、规则、制度,协调处理全球性的公共事务,同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处理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的发展。”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对体现、反映国际政治利益和要求,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让实力雄厚的国家在此平台上发挥主导作用,也让发展中国家有了实现公平话语权的机会。尽管事实表明,某些超级大国利用国际组织滥用处理国际事务的投票权或实施“自卫权”难以得到一时遏止,但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共存利益的需要不会停止,国际法治的观念正逐步增强,只有通过求同存异、抑止单方强权的干涉,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共赢或双赢局面。因此,不断缔结的国际条约和逐渐形成的国际习惯,凭借国际组织的推动,已然构成了正在焕发生命力、增强约束力的实在国际法基础体系。国际组织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国际法的编纂和实施,监督着国家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不能随意违反国际义务,而必须给自己的行为、外交政策寻找到合乎国际法的依据、凭证和理由。总之,随着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增长,国际法约束力的增强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当然,在共存国际法时代,受到主权观念和政治化选择的障碍,国际法中仍有一些重要的领域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进展,依旧处于碎片化的非系统化阶段,远远不够成熟、完善。不过“,纵然有权力和私利的左右,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对于各国行为的影响和塑造力度已经今非昔比。”

多数国家越来越重视国际法,越来越注重对各国权威机构和国际社会认可、具有合法性和强制力的规则的运用。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应该重新强调通过多边主义、强化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来追求权力。在一个日益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和合法性标准越来越被各国广泛了解和接受的形势下,国家在国际关系上要树立平等的主权观,要遵守一般的国际理性和惯例。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中,国际法就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但如果其妄图脱离国际政治格局的框架来树立其独立性和拘束力,则难有生命力。相反,如若国际社会主体把握当前机遇,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政治秩序及结构,加强国际法治的理念和深化国际法的改革,国际法可充分借助时代、信息、观念、外交、中介际组织等,实现其与国际政治互动互进、共赢共利。

[参考文献]

[1]刘志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的互动方式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唐贤兴.国际法与主权国家的外交.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3]王辑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J].北京大学学报.2009(1):13.

[4]王逸舟. 重塑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

[5]李杰豪.试析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复合依赖关系[J].世界政治与经济.

[6]何顺善. 论国际组织对国际法的影响 [J]. 政治与法律.

0/30
发布